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

何以江城？答案就藏在(zài)奔涌的长江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kǎogǔ)、历史(lìshǐ)及古建专家，解码武汉如何从(cóng)“九省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shíqī)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揭示(jiēshì)文物背后长江贸易、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的深层脉络。 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zūn)。 青铜器里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源头： 盘龙城与(yǔ)商王朝的南方经略 “武汉的城市史，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jiǎng)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jìzhě)介绍了出土于黄陂(huángpí)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这件(zhèjiàn)商代(shāngdài)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部兽面威严，其铸造工艺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这件青铜尊的(de)发现地——盘龙城(pánlóngchéng)遗址，将武汉的城市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作为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夯土城垣、宫殿(gōngdiàn)基址、玉器、青铜器等遗存表明，盘龙城并非(bìngfēi)边陲之地，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标志着(zhe)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 任晓飞特别提到“玉戈之王”——出土于李家嘴3号墓，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也(yě)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身份。”而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则是(shì)目前中国(zhōngguó)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zhīyī)，其夔龙形制(xíngzhì)、工艺构思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工艺与信仰(xìnyǎng)已深入江汉地区。 长江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chéngshì)转型 随着历史(lìshǐ)演进，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tǐxì)。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bǎo)，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围墙、角楼、谷仓的细节，说明(shuōmíng)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任晓飞分析道。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xìjùxìng)——“郎吏(lánglì)缪曜私弩、将军郑贵私弩、将军赵濯私弩”，三人曾先后掌控(zhǎngkòng)此弩。“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也折射出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 至隋唐时期，武汉因漕运勃兴(bóxīng)迎来转型。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shījù)，赋予(fùyǔ)武汉“江城”的文化标识，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则勾勒出市井繁华。“胡人俑、武士俑、仕女俑同出，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任晓飞指出，安史之乱后(hòu)，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鄂州节度使牛僧孺(niúsēngrú)重修城垣、统辖两岸，为后世“三镇(sānzhèn)一体”奠定基础。 长江贸易(màoyì)网络中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shūniǔ)地位确立的关键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的认知。“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shuǐxì)远销各地，证明(zhèngmíng)本地(běndì)手工业已深度融入(róngrù)长江贸易网络。”任晓飞强调。南宋时，鄂州更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成为统筹数路财赋(cáifù)的军政中心。“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 明清(míngqīng)时期，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以恢宏笔触记录(jìlù)了这一巅峰：武昌城楼巍峨，汉阳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二妃山明楚王(chǔwáng)墓出土的成化蓝釉执壶、青花龙纹碗等器物，则(zé)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汉口在(zài)明代中后期崛起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chéngshì)功能分化的结果 。” 文物里(lǐ)的长江文明启示： 开放(kāifàng)与融合的永恒主题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de)长江(chángjiāng)文明史，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cóng)商代铜矿运输(yùnshū)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dōngxī)的重要使命；其次是包容性，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胡人俑(yǒng)、宋代影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shàng)相互影响(xiānghùyǐngxiǎng)、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最后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yǒngyúchuàngxīn)的精神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 “《江汉揽胜图》中(zhōng)穿梭的(de)帆影，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任晓飞说，“文物告诉我们，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liútǎng)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这正是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 从(cóng)商周青铜到明清瓷画，武汉的文物犹如一把钥匙，解锁了长江文明(wénmíng)从萌芽到鼎盛(dǐngshèng)的历史进程。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江城”的独特魅力，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zhīchēng)。 （长江日报记者(jìzhě)樊友寒）